室里发呆的汪精卫看着电报很长一段时间才忽然叹道：“唉，我们都在替人作嫁，这事最后得利的还是蒋中正啊……现在我们如要和日本人稳住局面便不可力挺曹民，顾此失彼不能两全；至于蒋中正却可以在这个时候给曹民伸一伸手……唉，打还是和对很多人来很重要，但是对他来权力却是最重要的；有比牢牢掌握着我中国第一战将更有力的掌权好手吗？”
“……烈侯将军所虑并非无理，但我堂堂大中华千年礼仪之邦；即便心有疑虑，亦不妨待人以宽厚。如他人负我，我自可以强硬之态示人，此乃出师有名……”思考再三，汪精卫连夜为第二天的大公报写了一篇社论，对曹民的战局分析进行再分析；其措辞竟是异常客气，并无任何针对曹民的锋锐言辞；给人以一种对曹民赏识而对于时局满含担忧和惋惜的感觉。
“本次军事行动，乃是经过三军总司令部的批准，其责不在他人而在我……”就在当晚，蒋介石的声明也在起草中，他的社论就像是一篇《罪己诏》（汉武帝忏悔自己多用兵事的检讨诏书），把破坏和平的罪名拼命往自己身上拉……但是却给人一种时局已经至此，他不得不出来承担，为曹民承担的感觉。
……中日之间的战争本来很有机会在一九三九年初结束，那样的话世界可能会演变出完全不同的格局。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两国的主战派再一次占据了上风；尤其是中国的实权人物曹民决然发起的一次全线进攻，实际上已经把中日和平的可能彻底粉碎；后来双方的和平派人士一切努力都是徒然……在后世，史学家们这样给曹民的反击作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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