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事件有关。这个事件导致许多拒绝还俗的僧尼或速避尘嚣，或逃向南方。但寄食无地或聚众后难以为继的情况非常严重。在湖北黄梅，后来被尊称为禅宗四祖的道信的僧团，相聚山居者居然有五百多众，显然不可能靠布施维持。
资料称，道信“每劝诸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与人语。能如此者，久久堪用’”。五祖弘忍为徒时，即是“画则混迹驱使，夜便坐摄至晓”。而且正是因为其“常勤作役，以体下人”，遂为“信特器之”，成为接班人。这种通过劳作来支持寺院经济的形式，到唐代百丈怀海时，即成为一种“普请”制度，即“上下均力”，“集众作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后即延革为一种丛林制度和理念。
应该说，形式上这是一种突破传统戒律的佛教经济制度。而且，即使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上，僧人“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竟利”，也是被视之为“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的事情。但是这种劳作制度似乎并没有在教义方面对中国佛教的发展造成困扰，相反，倒是有一定程度的促进。
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劳作和修行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个突破的可能性，是因为一些僧人认识到佛教所提倡的修行者可能达到的觉悟，即主体自性与宇宙究竟实相的关系，其实是一种主观契合，没有特定的外在限制可以匡定。即如智者大师有关于治生产业与佛法实相的解释，有关于权实关系关联的菩萨道和方便行的解释等。
禅宗最杰出的觉悟者六祖惠能自己就是作务行者出身，但其说法语录却能被尊奉为经。其也强调，
第五百零六章 经济问题二(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