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松下先生的房间，询问那两个孩子的下落，得到的回答让我眼前一黑。松下先生轻描淡写地说道：“那两个孩子已经为大日本帝国献身了，被解剖了！”
我往后退了几步，嘴唇颤抖不止，所有斥责的说辞，在目睹松下先生那异常平静的表情后，还是没能说出口。我终于明白过来：所有人的生死，在这九日里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终于决定，要好好考虑阮美云的建议……
于是，1939年7月，我和阮美云策划劫持了一辆卡车，试图带走所有的替代品婴儿，但是事件以失败告终，我和阮美云被囚禁到了九日研究所的牢房里。三天后，我和她被捆在了手术台上。待我们再次睁开双眼，发现我们脖子以下的皮肤已经没有了，还被囚禁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间里。全身的刺痛，让我们发出嘶声裂肺的尖叫声，在九日研究所里回荡。
每天给我们注射的止痛药里应该还混杂了其他药剂，我对于疼痛的感觉在一天天减轻。十几天之后，我和阮美云身体上布满了暗红色的血痂。此刻，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药物了。每天都有几个带着口罩的研究人员在玻璃墙外观察我们，并不时交谈。通过他们的交谈，我才知道，我和阮美云被当成了一个叫“无菌实验”的实验品。大概内容之前我也听说过，是黄碧辉提出的一个假设：远山里应该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也是远山丛林里有时能看见活物，转眼就出现死物消失的原因。黄碧辉把这两种世界形态的转换分析为是因为水源，只要穿越过水源，就能在两个世界间来回行进。
于是，无菌实验就是要验证在没有活物的世界里，除了我们已经看到并在记忆里确定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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