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经商是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很多人情愿饿死也不愿意去经商谋利。
对于那些能做官的汉人来说，大部分都是大族出身，即使是庶子一旦出仕也有家族支援，所以倒不必这般横征暴敛，他们注重名声更高于这些俗物。
但如今是鲜卑人当权，各地的官员里不少是胡族，有些则是士族破败又再起、已经忘了坚持的新士族，这些人追名逐利起来，当真是让人觉得可怕。
在这一点上，魏国官场上汉人士族官吏的“操守”，也不知道要甩鲜卑人到几条街去。至少他们最多是“贪污受贿”，还没有几个公然如王斤这样直接明晃晃的将别人下罪夺取家产的。
贺穆兰本想说“当官的不可经商，难道家人经商就可以吗”，可她在想想，以如今商业凋敝的情况来看，要想社会富裕到考虑这种问题，还不知道哪一年的事情，所以也就闭口不言。
既然拓跋焘愿意立律限制官员经商，按照古代人的死板程度，至少为了性命，不会有多少人铤而走险。
袁放见贺穆兰并不是只懂得打仗的武夫，心中也是惊讶的很，直到这个时候，他骄傲的神色才收敛了起来，正正经经地说道。
“商人的作用不止如此。到了战时，商人便是最好的消息来源。何地发生饥荒要粮，哪里的粮草突然被大量征集，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分辨国家动向，是商人独有的一种技巧。我袁家几次在大军出征前囤积了粮草，又在征战时高价售出，便是通过粮食的多寡分析出我国即将作战，赚了一笔财帛。”
“又如大军出征柔然时，我袁家便在出征之前抛售了许多牛羊马匹，果不其然，大军北伐胜利而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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