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体，再狡猾、再有实力的官员在皇帝面前也往往不是对手。但是，一旦这些官员结合成官僚集团，形势就发生了逆转。本来，官僚体系是皇帝亲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一旦建立和运转起来，它就成了一个难以控制的庞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关切。就像弗兰肯斯坦似的怪物，虽然是主人所创造，却非主人所能控制。
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的考虑却没有这么长远。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资。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好处。官僚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经念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员们热衷于编织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行动。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入腐败的泥淖，每一位官员都会成为中饱私囊的“硕鼠”，本来属于皇帝或者说国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国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出现“官逼民反”这个命定的结局。
作为熟读历史，对人情世故领会颇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宽”并不是毫无尺度的。在软的一手背后，他还有硬的一手。在彬彬有礼的同时，他认真观察着官员们的每一个表现，细心谛听着官僚机器的每一丝异常响动，一旦发现问题，他绝不放过。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报，为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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