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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出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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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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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成兖札布、策楞、舒赫德等老将素称勇敢干练,可是对这场战争却都心怀退缩,“萎靡懦怯”,无奋勇争先之态。左右权衡,乾隆勉强选定了班第和永常,分任北路和西路主帅。

    接下来是粮草问题。如果按照“兵出粮随”的用兵常理,这场战争根本没法打。因为平定准噶尔的时机是突然到来的,清王朝毫无准备。前线并无粮草,准备也已来不及。一是从内地运粮到西部,每石米价值不过3两银子,可是运费要高达20两。二是即使清廷财力充裕,负担得起运费,征购和运送时间上也万万来不及。

    乾隆悍然决定,抛弃行军常规,“因粮于敌”。也就是说,每名士兵自背可吃两个月的口粮,其余口粮,沿途取之于蒙古牧民。乾隆的上谕说得冠冕堂皇:“官兵前进,沿途可以打牲,宰杀疲乏牲畜。现在投诚的厄鲁特蒙古人所有的牲畜,虽然不应夺取,但是暂时取用,将来再给补偿,也无不可。”

    这实际上允许官员沿路抢掠。所谓将来补偿,只是无法兑现的空话而已。这一大胆的举动后来被证明埋下了严重后患,在当时却被乾隆认为是唯一的办法。

    此谕一出,不少大臣都目瞪口呆,纷纷反对。陕甘总督刘统勋上奏说此举太过冒险,仍当先筹粮运饷,然后再进兵。乾隆批评他说:“刘统勋此奏……全不合此次机宜。”

    定西将军永常也反对因粮于敌。乾隆皇帝说得口干舌燥,禁不住骂起人来:“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轻重,颠倒舛谬,至于此极!”

    一顿痛骂,终于压住了所有反对者的声音。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军北路和西路两路出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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