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海禁。这是中国赶上世界的最后一个机会。从内外条件来讲，中国都处于有利地位。从内在条件看，康乾时代，中国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绸缎、生丝、瓷器、茶叶等独步世界的商品不仅销往南洋、日本、中亚等传统国家地区，而且远销俄国和欧美。一直到乾隆辞世的1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比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还要高。贡德·弗兰克说：“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白银资本》）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对东洋还是南洋，都是大量出超，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
从外部环境看，17世纪后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已经衰落，后起的荷兰也进入衰落的过程中。英国还未走出革命后的内政困扰，其向东亚的大规模扩张是18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可以说是东南亚海上力量的空白期。甚至从马戛尔尼使华到英国有能力直接攻击中国，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乾隆能通过马戛尔尼访华敏锐地感觉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积极经略海上，加强中外海上交流，并非没有可能获得大量最新西方军事及科技成果，迅速赶上世界水平。（《16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
可惜，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中国文化并没有提供这个可能。中国人从这次交往中所获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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