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纪实》《论中英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英中商务考察》以及译著《异域录》等。1823年他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英国汉学史》）
这样一个人当然在中英关系中最有发言权。浓厚的中国情结并没有妨碍他向英国人建议进攻中国。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无补。事实上，中国之行令年少气盛的他深感屈辱，从中国回来后，他就一再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
从中国回来后，马戛尔尼预言，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这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扩大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1842年的《南京条约》第二条则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
马戛尔尼要求，“英国水手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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