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而亡，我却认为，秦亡之罪，不在秦法。秦法何错之有？若秦法果真不堪，秦何以能一统天下？汉承秦制，为何能有大盛之貌？细思之，始觉其过，在始皇帝也。法家数派，有重‘法’和重‘势’‘术’的区别，始皇帝扫荡六合，个人权威过重，性情膨胀，居功自傲，彼时之秦法，已非重‘法’的商君之法，而是重‘势’‘术’的申不害、韩非之法。商君之‘法’能存长久，不因人而变更，而‘势’‘术’之法，汇聚天下权力于君王一人，纵因君王雄才大略，一时得利良多，却会埋下种种祸根，终究要人死道消。至今思及秦朝往事，韩非入秦后，始皇帝摒弃商君之‘法’，而取了韩非承自申不害的‘势’‘术’之法，而引得秦朝覆灭，便觉得韩非入秦，虽然自己不得用，却似行了死间之事，给秦朝埋下了覆灭的伏笔。”
话及此处，苏禹珪喟叹不已，“往事不可追，商君之法，已是明日黄花，大唐要的律法，是全新的律法！”
苏逢吉、张一楼正在随着苏禹珪的话思索秦朝旧事，乍然听闻他最后一句话，不由得问道：“大唐要的律法，是何种律法？”
苏禹珪侃侃而谈，“方才我虽然不屑儒学为治国之道，但也仅此而已，儒学仍有颇多可取之处，大唐的律法要治理天下，要正人心正国心，怎能抛弃百家精髓？秦汉以来，百家学说，并未消亡，只是互取长处，彼此融合归一罢了，否则董仲舒怎会有‘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之论？只不过彼时之百家，是以儒学为中心进行融合，而现在，律法才是根本。譬如说，儒家仁义，墨家兼爱，这是好的，律法便要取之，子不孝敬双亲，便要治罪，这不是儒学吗？路见病患，无论相识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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