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机舱的瞬间,一阵热浪扑面而来。
四月初的香港,有着于记忆中并无二致的闷热晴天,气温早已“先人一步”升高到三十度。
陈昭不得不将自己雪白长袖衬衫卷到手肘，一边走，一边用随手接过的路边宣传单给自己扇风解热。
好不容易穿过绵密人群，到机场门口，她又一副早有准备的机警模样,冲到大马路边，抢在同行的大妈之前，眼疾手快，拦下一辆刚刚停稳的出租车。
拉开车门，坐到后座。
久久紧绷的神经在空调的冷风吹拂下平静些许，却依旧，来不及喘口气，复又低头。
她对上手机里刚刚发来的、错字连篇的短信，看了好半天，勉强才辨认出具体，报出个地址：“麻烦到柴湾道，东区医院，我有急事。”
司机是个瞧着五十来岁的秃顶大叔，一边听，前视镜里，他视线也在她身上逡巡了好半天，末了，方才吹着口哨，应了句好。
“……”
陈昭冷笑一声，没有再同人搭话的意思，只扭过头去，望向窗外。
双眼所见，从大屿山的寥落人群，到不断交替流转的繁华街景。
曾刻意不去回忆的、过去那六年在香港“流浪”的生涯，就这样不容阻隔地回涌进脑海中。
她记得，自己第一次来香港时，似乎也是这样的光景。
十九岁的女孩，初来乍到，不懂粤语也不懂香港那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从机场离开，只能咬咬牙，搭了部的士，这才按着不久前从钟老爷子那里拿来的父亲住址、一路找去。
在那栋破旧的屋村前，她踌躇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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