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红的国徽之下，只留下一个巨大的谜题。
如果孙宝山没有杀人，如果公检法没有过失，那孙宝山这9年的冤狱，到底是谁的错？
从法庭出来后，这个问题就盘旋在边斜心中，忍不住问程白：“再审撤销了原判，也就是说当年原判有问题，那原审法援相关人员难道不该问责吗？”
程白却摇头：“没那回事。”
这一次再审，孙宝山被撤销故意杀人罪，本质上适用的是“疑罪从无”，也就是广为人知的“无罪推定”。
但早几十年国内法学界主流观点对此并不认同。
大家普遍认为无罪推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
直到1996年3月修订《刑诉法》才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学界一般认为这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但法工委却明确表示，这一条规定并不是无罪推定原则，只是强调了法院的定罪权。
而与“疑罪从无”更息息相关的《刑诉法》第162条“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地，应当作出证据不足、只恐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在司法实践中更遭到传统观念的抵制。
国内过度强调打击犯罪的价值观。
很早之前就有某位常委会委员长在讲话中说，“有的按键因为证据不很完全，就判不下去。其实，一个案件，只要有确实的基本证据，基本的情节清楚，就可以判。”
转化到司法实践中，很多司法人员在证据不足时，往往担心采用“疑罪从无”原则会放纵犯罪，所以退而求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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