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结束工作后, 第一时间返家’的承诺, 注定无法成真。
她刚刚与摩根和艾米莉，从fbi学院的配枪战术训练中心结束指导，返回行为分析组办公室。加西亚就向组员通知道, “加州内陆帝国区发生了枪击案。”
圆桌会议室内
“加州的圣贝纳迪诺，一周时间不到发生了两起入室案件，案发地点临近, 作案手法相同, 家庭成员全部被枪杀。”
数字屏幕上, 此时定格着两张家庭照片, 双双是一家四口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 孩子均不超过八岁，其中甚至包括一名刚满六个月的婴儿。
每位探员身前桌面上，都摆满案件相关资料。即便bau小组每次面对的都是全美最为穷凶极恶的连环杀手，但这类连稚龄孩童都不放过的入室枪杀案，无疑令人格外心情沉重。
“让我担心的是作案间隔时间，两案仅隔四天, ”部门主管亚伦·霍奇纳下达命令, “加州与匡提科相距遥远，我们得马上出发, 三十分钟后起飞。”
这次连返回家中，整理外勤行装的时间都没有, 不过探员们已经习惯工作的紧张性。
整组人员走出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后, 直接带上随身物品, 前往匡提科停机坪。
而在乘上公务机后，在加州当地警方或是信息专家加西亚，找出更多有效案件线索之前，分析组探员们有点短暂时间，能向各自的家人伴侣，致电或短信通知，说明分析组今日需要又一次临时出差，并且归期未定。
由于bau小组的工作性质，行为分析科这些侧写师们，有时并不能算是合格的伴侣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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