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选题，面向的是冬邺市辖内的乡镇。做过几期之后，有个女孩约我见面，说是要告诉我一种残忍的风俗。”
冬邺报业集团附近的咖啡馆，衣着简朴的女孩将黑色的“鬼牌”放在文玲面前，讲述它们的制作方法、在肆林镇等北方乡镇如何盛行、如今在冬邺市如何受追捧。
文玲至今记得女孩恳切又有几分绝望的眼神，“每年都有很多人到我们镇里找‘匠师傅’做‘鬼牌’，这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了，他们杀死了很多女婴，还认为自己是在积德……其实那些女婴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姐姐，我看过你的专题报告，写得很好。你能不能，能不能也做一期关于‘鬼牌’的专题报道啊？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这么愚昧的事，你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可能就能阻止这种事！”
听完女孩的讲述，文玲极为震惊，也义愤填膺，当即向女孩保证，自己一定尽力。
可是几小时之后，当文玲冷静下来，就明白自己根本不该给出这样的承诺。
制作“鬼牌”是上百年前的陋习，“鬼牌”起源地丘须村已经被警方控制，但“鬼牌”本身并没有覆灭，反倒在别的村镇蓬勃发展，甚至成为一部分年轻人间的时尚，成为产业链，不难推测，其背后必然有一张极为黑暗的利益网。
别说是她，就是整个冬邺报业集团都无法与这张利益网所抗衡。
她将女孩的事告知主任，主任和她一样，都选择了沉默。
“这是她交给我的名单。”媒体人和警察一样，也有随声携带笔记本的习惯，文玲从笔记本里取出一张折叠的纸，“上面是她收集的拥有‘鬼牌’的人，当然，这只包括长期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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