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数十万两之多。
从此处杂项商税的加派中也可以看到，崇祯朝对于商税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甚至到了军事紧张的时期，崇祯对于“生员优免”的特权都进行了加派。
可以见得明朝朝廷的财政问题，不是因为不收商税，而更加主要是明朝朝廷的整体已经完全腐烂、坏朽。即便崇祯屡屡加派商税，可是这些税银却要不断填入一个又一个的无底洞中，腐坏的朝廷在各个环节上的贪墨，也会消耗大量税银，而低效的行政效率，更加导致了十分钱用出去，只有一分钱能产生效果的弊端。
收不收商税，从来不是此中称得上严肃的问题之一。仅崇祯三年重新整理杂项加派，实际加派额就高达一百六十万两之多。可是在腐朽的行政体制下，这一百六十万花出去，中间各个环节官员抽吃卡拿一番，最后用到实处的税银，能否有十六万两都不好说了。
所以李来亨贯彻了李自成提出的“平买平卖”政策，在楚闯管辖范围内，实际上相较于明朝统治区域的商税，是不增反减。
由于崇祯后期不断增加的商税，特别是钞关等流通环节的商品税，已经造成了地方商业的大规模萧条。所以李来亨推行“平买平卖”、降低钞关商税的政策以后，地方商业和流通复兴，在削减商税加派的情况下，直接税银收入反而比宋一鹤担任湖广巡抚时期，要大大增加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任谁都知道像晚清曾国藩那样到处设关办卡，疯狂收取钞关厘金，固然能短时间内提高收入，可是也势必造成商业的大规模萧条，饮鸩止渴，负面影响极大。
说来好笑，李来亨后世读过不少穿越，那些穿越者们穿
第六章 明末商税论(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