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族名字，也正是这个时期唐帝国民族政策的现实反映。
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刚刚完成的时期，作为皇族的杨、李二氏都是数代与胡姓通婚，如独孤氏、窦氏、长孙氏虽然都已成为汉姓，但他们原来均属胡姓，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统治者（个别者除外，像隋炀帝）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减少民族隔阂、增加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气氛。唐朝番臣、番将殷庭，《新唐书》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确实是时代的产物，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南民势力
唐朝的南方，同样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势力。但在那个时期，南方边远地区尚处于发展的滞缓阶段，族属分化不十分明显。唐朝立国后，南方大部分地区随着萧铣的投附而归顺政府，岭南地区亦以其头人冼氏附唐而得以顺利地解决。与北方比较而言，唐朝在南部几乎没有动用大规模的武力。唐朝军队的调动和征用，几乎都在北方。事情很清楚:北方，特别是西北，分布着几支成熟的民族势力，它们的存在比唐朝还要早许多，北方政权的成熟和完善，使其发展与中原王朝不相上下。唐朝征服北方和西北势力，构成了前期的重要内容，他们的民族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上文太宗华夷一家的所指，主要集中在北方民族。太宗在征服东突厥之后，就如何安置突厥降户的问题，朝臣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将他们安置在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南）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之
第九十八章 唐朝政策(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