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没有证据，就不能限制他的自由活动。
薛岭这一个月深居简出，没有人知道他的心情异常烦躁。
被人不怀好意盯着的感觉使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待售的奴隶，而人们这些天对他的辱骂也成为长夜里的噩梦。
他躁动的情绪被咖啡和金斯顿的死讯压下去，此刻又被这个自以为藏得很好的警察勾出来，几乎已经达到了能够承受的上线，爆发的临界值。
但没有人知道。
便衣警察接了个电话，消失了。
薛岭的手机也响起来，公安局叫他去问话，可能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他戴着完好无损的面具，微笑着从路边卖花老人的篮子里买了一条木兰花手串，走进地铁，等到了局子，手腕上的花被掐的只剩光秃秃的白线了。掐完了花，他又开始弹手上套的细皮筋，打在皮肤上很疼，但他停不下来，坐在警察面前时，整个手腕都红了。
还是那个上周问话的警察，给他递了根烟，开始问。
”精神病院？”薛岭用嘲讽的口吻道：“我根本没有精神病，我是被孟鼎和靳荣送进去的，他们发了善心，没弄死我，就把我送到了海岛上一家精神病院，想让我在里面自生自灭。”
警察不动声色地瞟了眼他的手腕，做笔录。
“……什么中国的精神病院？无稽之谈，我在20岁以前根本没去过中国！你们可以去查金斯顿交给警方的材料。”
警察道：“薛先生，你明知道金斯顿已经死了，他提交的东西也不全。据加拿大警方调查，那家精神病院早就倒闭了，没有保存十几年前的资料。”
罗生门(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