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期间返乡人员的大规模流动，90年代就达到了高峰，人流量过大，运力不足的矛盾在春运期间展露不疑，据相关资料显示：
1994年，全国春运客运量上升至12.2亿人次，春运压力爆发，当年衡阳火车站还因此发生踩踏事件。
一次事故，背后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开始崛起的时间注释。
1995年，有了前车之鉴，为了控制春运客流量，国家开始强制采取一些措施：一是民工使用单位要将不少于60%的民工留在当地过节；二是民工输入地区春节后一个月内一律暂停招收外地新民工等。
但各种管制措施，依然阻挡不了春运规模升级的势头。1995年当年全国春运旅客运量依然达到14.28亿人次。
1996年，民工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当年全国客运量约16.2亿人次。
1994年到1996年，2年期间，客运量多了近4亿人次，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导致的。
1998年，是上世纪90年代客流量最多的一年，当年全国旅客运量高达18.2亿人次。
这是特别累的一次春运，那年的归家路途显得格外不同，因为和往年不同的是，当年春运海陆空都出现了旅客滞留严重的现象。
当时的广州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广州火车站在客流高峰的两天半运送旅客50万人次，相当于运送一座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这在世界上堪称奇迹。
那个年代，黄牛党泛滥、偷盗事件频发，甚至为了限制流量、错峰出行，中国铁路部门甚至一度采取浮动票价制度。
第七十一章(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