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多明我会等教会的不满，指责他们的传教方式是异教，违反天主教教义，以“维护天主教的纯洁”为由，猛烈抨击耶稣会士，挑起争端，终于是引起了罗马教廷的重视，教皇也同意了他们的发难，才有了这样一个针对东方耶稣会所下的《七条禁约》。
当然，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原因。
两百余年前，葡萄牙人达·迦马率先到达印度并开辟了东方新航路，使得葡萄牙先期控制了东方贸易，当时的教皇列奥十世亦因此将在东方的“保教权”授予了葡萄牙，后来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实际上垄断了东方教区的传教事务，天主教的传教其实早已与欧罗巴各国的政治经济力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执政后，为了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法兰西在争夺东方贸易方面与葡萄牙展开了激烈竞争，耶稣会的在华传教士自然成为可资利用的政治力量，白晋、张诚等人就是路易十四首次派遣至大清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后被康熙留在宫中长期任职，得康熙重用，法兰西国因此也在对东方贸易上捞到了显而易见的好处，自然惹来了其他国家的眼红和妒恨。
罗马教廷起初意图利用法兰西来突破葡萄牙“保教权”的束缚，后来看到路易十四自行派遣传教士入华主持教会事务，不再将他们放在眼里，如今法兰西更是抢夺起西班牙王位继承权隐约有意图成为欧罗巴洲霸主的姿态，不免恐慌，于是在其他几个“反法联盟”国的挑唆之下，便又利用起“礼仪之争”以抵制路易十四对教皇特权的侵蚀，这才有了这个关于“判定清国礼仪为异端”的教廷禁令。
说到底，所谓“礼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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