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每天查房夜不归宿者扣学分，早上六点四十起床统统去跑步不跑者处分等等。并且完全不顾学生呼声，限令当日执行。
班上群情激愤，晚自习前就有一封抗议信递到陶可的手上。他数数信后的签名，足足有二十八个之多。须知全班也只有二十九人，连那团支部书记都叛变了，只有个班长独苗苗还给班主任点面子。
陶可给叶臻打电话，描述：“赤卫队已经出现，再不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就要变成红军了。”
叶臻含笑下令：“镇压。”
陶可遂拎张凳子坐在讲台后，整整陪了学生三个小时。晚上又气势汹汹带着红箍（？）领头查房，以示师长决心。
但此政策第二天就遇到了阻力，以陶可为人，是断断不可能七点半前起床的。尤其是本科以后，常常早上没课，生物钟更是不允许过早醒来。现在光是赶八点上课就要了他半条命，更何况六点四十。再者，他的学业压力其实不轻，每天花三个小时看学生，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这些苦想出来的整改措施，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仅断断续续实行了一个礼拜，就不了了之。
不过这次以后，陶可却尝到了一点严师的甜头。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时不时耍威风，施行斯巴达式教育，搞得班上哀鸿遍野，还要发表陶可语录。
比如：
“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所谓教育，必须是暴力的。”
再比如：
“中国的革命，推翻了三种权力支配体系和宗法思想制度：族权、神权、夫权。为了弥补你们信仰上的缺失和道德上的空乏，我决定用师权来拯救你们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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