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就在郊区的大型度假区之内，是申城人周末短途休假常备场所。
“有人同行吗？”许暮洲问。
“没有。”严岑说：“只有我一个人。”
许暮洲放下手中的资料，抱臂向后靠在椅背上，问道：“那也就是说，没人能证明你在1月25日凌晨两点到五点之间的行踪，对吧。”
“有的。”严岑说：“我在凌晨三点十五分叫了酒店的夜宵外送。”
许暮洲的右手食指轻轻敲着自己的左手肘，等着严岑往下说。
“我记不大清了，不过夜宵应该是在五分钟之后备齐送到我房间的，当时我亲自开门接收，如果送餐的服务员记性好，应该还能记得我。”严岑顿了顿，又说：“当然，如果他不记得了，或许走廊的监控摄像头也拍到了我。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在凌晨三点二十五分给许康打电话。”
清晨六点多，外面的天已经变得半白不灰，稀薄的光线被钢制的窗框切割成一个一个小块，将屋内的人尽数圈在四四方方的框中。
旁边一直进行实时记录的女警官停下手，疑惑地转头看了许暮洲一眼，大概没懂严岑的这个时间逻辑是怎么说得如此笃定的。
但许暮洲却明白。
在许康接到电话的凌晨三点二十五分，严岑确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不在场证明。但是问题在于，黑桃A是在北边开发区的小便利店给许康打电话的，除非严岑能够一个人拆成两半使，否则他绝不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跑到申城的另一头去。
许暮洲的椅子要比严岑的高上一些，从他的角度看过去，能清晰地从金属镜框的缝隙中看到对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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