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办公室里，延续多时的哑然间, 老朱只能伸手给舒沅递去一叠抽纸。
这个年过半百的老教师，实在想不出什么合适的措辞给予面前女孩安慰，摸向烟盒的手, 更是几次伸出又落下，转而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上教案。
许久，才憋出一句：
“我理解你的难处。这么多年了，你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确实是会想不开。”
“……”
他有些欲言又止。
“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想法。但是舒沅，老师、老师不是不想帮你……”
面对着昔日门生的滂沱热泪，说没有触动，说不难过都是假的。
可他朱建邦毕竟还是城南记录在职的教师。
三十年来，条条框框的规矩摆在那。如果连他也站出去指认学校，指认体制，这么多年一起工作的同僚和上司会怎么看这件事？以现在这样过激的舆论环境，人们又会怎么看他这个“保护不力”的老师，会不会转过头来指责他，有什么资格站出来去和那些当时“心智都不健全”的未成年人搞对立？
就在不久前，已有活生生的先例在前，他已经见证过舆论下普通路人的惨烈。
所以，即便再悲慨，再难过，顽固到底的理智，却依然不住劝告他，在这个时候选择跳出来，绝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老师快要退休了，最多再带一届高三学生，就要回家养老……”
到最后，只能极委婉地低声说：“我当然希望你可以堂堂正正告诉他们你是对的，但是希望你能理解，舒沅，老师说的话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有很多我的同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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