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主任夏兰听完沈娇宁的话，情绪万千，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厚厚的案卷。
“我当这个妇联主任，已经十年了，中间有好几次，可以升去省里，但是我都拒绝了，就因为放心不下这里的妇女同志们哪！”
沈娇宁接过案卷，上面一宗一宗，时间地点事件，以及调解情况写得清清楚楚。
她粗粗看了几眼，发现这本书，几乎算得上一本妇女的苦难史。
夏兰道：“我们妇联年年搞活动，年年做宣传，跟你们文工团的合作也不少，就是为了解放广大妇女。”
“不说农村，就说咱们市里吧，其实你说的那种情况也不少见。倒做不出来直接溺死这样的，更多的是隐形的虐待。”她翻到其中一个案子，“这个，是大女儿跑来这里求助的，她妈妈的身体已经不适合再生孩子了，但是家里就两个女儿，有什么办法呢？还得生。”
沈娇宁看了看日期，1966年，调解人写的是夏兰。
调解过程与结果也写了：调解人多次与妇女的丈夫及公公婆婆协调，对方仍执意要求生一个儿子，否则就离婚。最终妇女自己意愿发生改变，同意生儿子，并且让妇联停止协调，称这影响到了她的生活。
这些都是用蓝色墨水写的，沈娇宁注意到，隔了两行，又用黑笔加了一行字：该名妇女已离世，死于产后大出血。
时间是1968年。经过调解的两年后。
“这不是她第三个孩子，是第四个。”夏兰摘下眼镜，“这回是她二女儿来告诉我的，大闺女已经被嫁出去了，后面两个也全是女儿，她自己走的时候，眼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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