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覆，树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难。当时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国在是时，民族与国家之见地，盖尚未晶莹。东汉名士，看似前仆后继，尽忠王室，实多动于好名之私，挟一忠君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国并立之时，不能为一统之益，而时或转为其累。（参看《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又既沿封建之习，则诸侯之国，与卿大夫之家，其重轻本来相去无几，由是王室与私门，其重轻之相去，亦不甚远；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国卫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刘、石肆虐，北方之名门巨族，相率迁地以图自全，鲜能出身犯难者，由此也。（携家避地，固始汉末，然是时为内乱，而晋初为外患，衡以内乱不与，外患不辟之义，则晋之士大夫，有愧焉尔矣。）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则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乐而无复报胡之心。东晋之名流，率图苟安而怠恢复；（如蔡谟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其挟有奸雄之才，而又为事势所激者，遂不恤为裂冠毁冕之行；（如王敦、桓温之称兵。）以此。夫当时北方之士大夫，虽云不足与有为，然南方剽悍之气，固未尝减。（观周处可见。参看《秦汉史》第十一章第八节。）使晋室东渡之后，得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复，曾何足计？其时南方之人，盖亦有图自立者，（如陈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门巨族，挟一王室之名以来，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权，遂尽入北来诸族之手，其何能淑，载胥及溺焉。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气始有所藉以自见，然积弱之势既成，狙诈之习未改，日莫途远，虽绝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复之绪矣。宋、齐、梁、陈四代，皆起
第一章 总论(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