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距郗超之谋，不肯为赊迟之计者，则诚除图篡外无他故耳。然卒以此致败，后来图篡所以不成，亦由丧败既甚，究有惭德，不能决然自取，致为谢安、王坦之辽缓之计所败耳。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岂不信哉？（《孙盛传》曰：盛著《晋阳秋》，辞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斑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窃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盛为长沙大守，曾以臧私，为温所按，于温容有私怨。然《晋阳秋》既称辞直理正，必不能过为曲笔。惟谓其寄定本于慕容儁，则于理既有未可，而于势亦有未能；且当枋头败时，慕容儁死已数年矣；而此战之后，慕容氏亦不久即亡；足见此说之不足信。盖所谓得诸辽东之定本，实不出于盛，乃他人所改定，而托之于盛者，其人知枋头之丧败，必更详于盛。然即盛之元本，所言枋头丧败之情形，亦必不止如今史之所传也。此战之失利，诚可谓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