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轨果不从，谋颇泄，乃相与杀轨而去。至淮、泗闲，会宋武平京口，即驰还。当德之时，燕之易倾如此，超更何以自固乎？《载记》谓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此或在所不免，然五胡之酋，荒淫暴虐，十倍于超者，则有之矣。史又咎超信任公孙五楼，五楼之于南燕，盖亦在外戚之列，特较段宏辈年少耳，非佞幸也。观慕容钟、慕容法、段宏、慕容凝之一时俱叛，则超之任新进而弃旧臣，亦必有不得已者。即其严刑峻法亦然。（慕容钟等之叛也，超收其党侍中慕容统、右卫慕容根、散骑常侍段封诛之，车裂仆射封嵩于东门之外。超尝议复肉刑，下诏曰：“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辈，枭斩不足以痛之，宜致烹、之法，亦可附之律条。”张纲为刘裕造攻具，超县其母支解之。此固不免暴虐，亦有激而然也。）当危急时，其臣劝以出降，皆不肯听；及见执，刘裕数以不降之状，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在亡国之君中，固为有气节者。公孙五楼，始终尽忠于超；将亡之时，犹与贺赖卢为地道出战，使王师为之不利；亦为陈力授命之臣，未可以成败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