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拓跋氏坐大上
晋之末叶，北方诸国，相次衰颓，拓跋氏兴于代北，气力较完，诸国遂悉为所并，说已见前。是时拓跋氏初兴，虽有食牛之气，未成封豕之形；且其内衅甚多，可乘之隙实不少。惜乎中国亦多故；且自东渡已来，未尝以恢复为务，在北方之实力大薄，遂无以乘之，而听其坐大也。
拓跋氏之初兴，即有觊觎中原之意，观前所述猗卢、郁律、什翼犍之事可知。道武中兴，所注意者似在魏，其时与西燕且似有成约，说亦见前。天兴元年，（晋安帝隆安二年。）克邺，史称其有定都之意，然卒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口而北。是岁七月，遂定都平城。（时于邺置行台，至天兴四年，即晋隆安五年四月，亦罢之。）盖其力实未足控制中原，故不敢自安也。天兴四年，以长孙肥为兖州刺史，给步骑二万，南徇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略地至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亦不过钞掠而已。其明年，（晋安帝元兴元年。）道武自将破姚兴于乾壁。（见第六章第八节。）又明年，（元兴二年。）桓玄篡晋。《魏书·本纪》言：是岁五月，大简车徒，将略江、淮，平荆、扬之乱。其明年，为天赐元年，（元兴三年。）四月，使公孙表使于江南，以观桓玄之衅，直玄败而还。是秋，江南大乱，流民襁负而奔淮北者，行道相寻。《魏书》之言，固多夸侈，然是时江南有衅，则系实情，而魏迄不能有所举动，固知其力实有限也。
道武末年，似病狂易。史云由寒食散发。盖代北风气，本尚野蛮，道武性又暴戾，更益之以药力，遂至不可收拾矣。其天赐六年，晋义熙五年也，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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