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往赴之，遂为天光所害。其事实颇与度世、罴类也。《宋书》之为实录，不待言矣。是役也，盖汉族之士大夫，大结合以谋虏。虏自知窃据，最讳人之反之，乃隐匿其事。适会是时，有不快于浩之国书者，乃借是以杀浩，又多杀郎吏，以掩人耳目，其谋可谓甚拙，而其事则亦酷矣。乃天下后世，竟为所欺，司马公作《通鉴》，亦以《宋书》为不足信而不之取，何哉？（见《考异》。）至于高允召问时之辞，则又多半出于后来之附会者也。（《允传》载游雅之言，谓诏责时，崔浩声嘶股战不能言，而允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辨，音韵高亮。斯言未知信否，即谓为信，亦正可见浩之获罪，不以史事，故允虽被责而不惧也。《传》又云：世祖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诏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执允。恭宗拜请。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竟族灭，余皆身死。观“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之言，浩所坐非史事，灼然可见矣。国书犯触，戮及僮吏，魏法虽酷，亦不至是，况本无所犯触邪？所以为是淫刑者？不过欲以极刑加于谋叛之人，而又讳言其事，乃为是以掩人耳目耳。滥杀如此，其视汉人，岂特草芥之不若邪？）
浩称虏朝名臣，然细观所言，便见其设谋画策，无一非为中国计者。神瑞二年，（晋义熙十一年。）秋，谷不登，魏大史令王亮、苏坦劝明元帝迁邺，浩与特进周澹固争之，盖不欲虏荐居中国，抑虑其因饥而至，诒害于民也。宋武之伐姚秦，魏内外朝臣咸欲断河上流，勿令西
第六节 义民抗魏下(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