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安乎？（元帝敕王僧辩曰：“国家猛将，多在下流，荆、陕之众，悉非劲勇，”此是实情。御武陵时，即须拔任约、谢答仁而用之，可见其将才之乏也。）然江陵兵力虽薄，谓当时即有必亡之势，则又未必然，此又误于帝之不能坚守。《周书·于谨传》云：谨率众出讨，大祖饯于青泥谷，（见第五章第六节。）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今湖北枝江县境。）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下策。”俭曰：“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夫弃城而逆走，安能必所走者之必可守？攻者不足，守者有余，南北朝时，以重兵攻一小城而不能下者多矣。然则谨所谓上策，特史家文饰，侈其兵威之辞，所谓中策，乃上策也。《梁书·王僧辩传》曰：世祖遣李膺征僧辩，僧辩命侯瑱等为前军，杜僧明等为后军。处分既毕，乃谓膺云：“秦兵骁猛，难与争锐，众军若集，吾便直指汉江，截其后路。千里馈粮，尚有饥色，况贼越数千里者乎？此孙膑克庞涓时也。”此亦良谋。魏师至凡二十八日而城败，（《南史·本纪》。）从来下流应援，本无如是之速，即僧辩亦未料及江陵之遂破也。或咎下流应援之过迟，又非其实矣。江陵之守，若更能绵互旬月，于谨即不为庞涓，亦必敛兵而退。谨谓梁人以我有齐患，谓力不能分，此乃当时实在情势。观长孙
第四节 江陵之变(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