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应其选。则周初粗犷之风，至此亦稍变矣。《北史》：卢辩弟光，好玄言，崇佛道，注《道德经章句》行于世。武帝少尝受业，无怪其有此雅尚也。要之北方谈玄之风，至周、齐而少衰，然迄未尝绝也。）自正始至祯明之末，历时凡三百五十年，通东汉之世计之，亦可云天道五百年而一变矣。
玄学之大功，在于破除拘执。其说之最要者，为贵道而贱迹。道者今所谓原理，迹则今所谓事实也。前此之言治者，率欲模放古人之形迹，自经玄学家之摧破，而此弊除矣。然人之善恶，实因其所处之境而不同。日与人相荡相劘者，人事固较天行为尤切。前此经世之家，欲举社会组织，解弦而更张之，其所操之术或疏，而谓非解而更张，无以为治，其说固未尝误。而承新莽败绩之后，人莫敢言治本之计，徒欲移易人性，以求臻于上理。玄学之家，已有此蔽。继以佛学，其蔽愈深。宋世理学，力辟二氏，此见亦未能改，遂至冥冥千载，视社会一时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不可变焉，屡变无成，实由于此。此则深可叹惋者矣。
然玄学之家，所见究非恒人所逮。故有世俗拘守，视为天经地义，而实则拂逆人性者，惟玄学家为能冲决其网罗。《晋书·阮籍传》：文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前言由衷之辞，后语则随顺世俗耳。此与孔融“父之于子，当有何亲”之说，皆疾世俗拘执，所谓道者悉非其道而然。名士之逾越礼法，盖亦有所激，不忍随俗而出此也。（时人所重
第四节 儒玄诸子之学下(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