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文学的意味亦较多。此三者皆系口述，唯名作传诵，家法习作，影响至大，其时历史而外实唯此为散文之大宗，其措词结构之法遂沿为散文的准则了。在中国的情形就全不相同。中国人向来是没有谈国事的自由的，除非是宣讲圣谕，上条陈，在衙门则等候老爷的判决，希腊首二类的文章在中国就变了相，成为陆宣公奏议和樊山判牍了。第三类似乎还多一点，史论传赞墓志，门类繁多，也多少有些文学的意味，然而都是写而不是说的，不，也并不是预备或模拟说的，这便与希腊以及欧洲是一个极大不同。加之文人学士多缺乏分析的头脑，所以中国没有文法，也没有名学，没有修辞学，也没有文学批评。关于《文心雕龙》等的比较研究，郭绍虞先生在序文里很精要地说过了，我不能再说什么，现在只是想说明中国没有欧洲的所谓修辞学，要知道这种修辞学不得不往西洋那方面去找罢了。
介白在平津各校教书，感于修辞学教本之缺乏，根据教学的经验与知识，编成这一本书，将交书店印行，叫我写一篇序。我很喜欢有这简明切实的新修辞学出世，很愿意写，但是在这方面所知有限，只能写下这几句平凡的话，聊以塞责而已。
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七日，于北平苦雨斋，时正大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