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分与形式总还有一种轨范，虽然一件艺术品未必能如浪漫的想象那样可以是一个群众或委员会的出产，总之是经过他们的试验与鉴可，有如秀才们的考试一般。所以，歌谣故事在当作文学看之后，有不少的文学史的意义，因为正如英国麦加洛克主教所说，童话正是“之童年”，而歌谣也实在有些是诗的祖母，有些虽然也是诗的孙女。
现在讲到朝鲜的童话，这却使我有点困难，没有多少话可以说，我觉得对于朝鲜是那么的生疏。六年前偶然从三轮环编的《传统之朝鲜》中转译了几篇故事，登在《语丝》上边，附识中说过这几句话：“无论朝鲜是否箕子之后，也不管他以前是藩属不藩属，就他的地位历史讲来，介在中日之间传递两国的文化，是研究亚东文明的人所不应忽视的。我们知道日本学于本国文化研究上可供给不少帮助，同时也应知道朝鲜所能给予的未必会少于日本。”关于朝鲜的艺术，我的知识只有李朝瓷器的一点，还是从柳宗悦氏的书里间接得来的，而且瓷器又是很不好懂的一样东西，但是我理论地推重朝鲜艺术与其研究的价值，毫不改变从前的意见。这种意见我知道难免有点失之迂阔，有点近于“大亚细亚主义”，或者又不合现今的实际。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两者都是事实，只好都承认罢了。中日韩的文化关系是久矣夫的事情了，中日韩的外交纠葛却也并不很近。清末章太炎先生亡命日本东京，常为日本人书《孟子》一段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可以说是中国知识阶级对于日本的最普通的感想，正如新希腊人之对于西欧的列强一样。诗人摆伦曾经为了希腊独立战争不惜自己的身命，勃阑特思博士数年
朝鲜童话集序(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