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军统’，我都知晓。只要你专心研究日本，专心抗日，不做坏事，人民终会理解你的。”
邓葆光保证：“谨记，老师请看学生的行动，绝不辜负老师厚望。”
武汉即将沦陷时，邓葆光接受戴笠指示:“潜伏武汉，担任军统站经济组组长。”搜集日军经济情报。完成任务回到重庆后，着手总结武汉沦陷区的工作经验，对比研究大后方的经济状况。当时大后方并不是享乐之地，物资实在匮乏。重庆**提倡爱国，抵制日货，甚至还要抵制来自沦陷区的“汉奸货物”。
此种政策岂止是自我封闭，而恰恰有利于日方，使中国大后方军民日需更加拮据困顿。军统的日常开支经费都捉襟见肘。邓葆光给戴笠打了一份报告：“强调：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只在两军对垒的战场，更要有经济政策上的灵活，即鼓励商人把生意做到敌占区去，一方面严厉禁止后方的粮棉进入沦陷区，一方面还得去沦陷区抢购日用物资。建议：立即设立缉私处（防止棉粮外流）、货运局（抢购沦陷区物资）；在总动员会议机关设经济检查机构，统一规划、管理、监督战时物资调配和流动，控制后方物价。”
戴笠审阅了邓葆光的“报告”，非常重视，立即将报告急转蒋介石，蒋先生阅后转行政院，要求全面实施。邓葆光因此受到重用，不久，被提升为经济科军简三阶（文职同上校）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负责指挥抢夺沦陷区物资，掌管缉私、战时物流货运工作，管理战时物价和打击投机倒把等事务。1941年秋，邓葆光看到的一则“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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