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健钢拿起纸笔递给秦应麟，说：“给你纸和笔，你把那四部美制特工电台存放的地方，及你们‘天津特别组’的所有成员，包括电台的报务员、译电员和前门外某货栈的情报员、通讯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写清楚。这是给你赎罪的机会，懂吗？”
秦应麟回答：“懂，懂，请长官恩典，我写，我写！”
秦应麟很紧张地把电台存放的地点及“天津特别组”的人员情况写了出来。最后，老孙对秦应麟说：“给你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对你这样的老特务，只有彻底认罪服法，才有希望得到宽大处理。你回到禁闭室，把你自己和你同伙的历史罪行，彻底交代。除此以外，把你知道的别的特务分子的情况也都写出来，才是你为自己提供量刑的证据。”
秦应麟回答：“是，是，我写，我彻底交代。”
从缴获的“天津特别组”与台湾保密局总台来往电报稿和被捕特务的口供中可以看出，保密局当时主要是密切注意我党我军有无进军台湾的迹象和抗美援朝的动向，也希望了解中苏关系、高级民主人士与高级起义投诚人员的动向，以及物价、金融、币制等方面的情况。
他们更希望得到我党和国家军政领导人的面貌特征、住址、车牌号及参加重要活动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的行动组织技术总队特务行刺之需。保密局“天津特别组”搜集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公开发行的报刊和社会上的观察、传闻。仅有少数情报如：“聂荣臻部两个半师开往山海关”，“新乡、郑州五列车军用装备运往东北”，“宋时轮部携苏式80吨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炮入朝”等比较有价值。
公安机关在该组立足未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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